电话窃听无处不在

据土耳其《自由报》6月4日披露，土耳其的电话窃听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连总理府、部长、议员和记者的电话也在所难免。情报部门的某些官员利用工作之便进入了土耳其普通电话和移动电话等电信管理部门登记电话和地址的数据库，了解它想知道的每个人的信息。

《自由报》在安卡拉警察局获取了关于电话窃听丑闻的文件。该文件表明，警察总局情报部门最近一年内窃听了包括总理府、多名部长、约30个议员、某些著名记者、实业家、市长和警察局高级官员在内的电话。这些情报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甚至窃听总参谋部的电话。这一丑闻已导致安卡拉警察局三名高级官员被解除职务。这桩丑闻相当耐人寻味，使人们看到情报部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没有控制地使用最新掌握的技术。进入数据库窃听电话的关键是进入数据库，数据库中有警察总局情报司定期存储的各种电话的谈话和发票记录。各省警察局情报部门在与库尔德工人党等其他恐怖组织、黑社会以及犯罪团伙作斗争时，为了掌握他们所怀疑和跟踪的对象也使用上述数据库。数据库可以把受到怀疑的电话同谁进行了交谈，哪些人往这个电话号码打了电话、这些电话的姓名和地址统统及时传送到警察情报部门。情报人员因此能够知道被怀疑的人在同谁进行联系、交往程度、什么时间交往等，并因此获得一些能够有助于深入调查的关键材料。各省警察局的情报部门在进入主计算机时，计算机中心可以把何人用何密码在何时进入这一系统自动记录在安全系统内。

上述事件发生后，土耳其警察总局局长任命的检查人员对计算机中心安全系统的记录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安卡拉警察局把其情报工作的相当一大部分用于了解部长、议员、记者和市长的关系。

系统操作在正常情况下，情报部门每个月都从普通电话、移动电话和其他电信管理部门把有关电话的所有情况拷贝在计算机里。这些情况包括在土耳其的所有电话号码、这些电话用户的姓名、地址、在何时何地同哪些人进行了交谈以及谈话内容。有些秘密电话号码的情况也被记录在内。情报部门可以在有特设程序的计算机中调取和研究所有电话记录。

在所有省警察局情报处任职的一些官员被授权进入上述系统。被允许进入该系统的情报人员有自己的密码和代号。安卡拉警察局情报处被允许进入这个系统的官员为进入警察总局情报司的这个系统把自己的密码和代号键入计算机。当密码和代号得到确认后，就可键入所要调查的人的名字，此人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在号码确定之后，这个人的身份、他所找的人、找他的人的电话号码、姓名、地址就会一个一个地显示出来。进行调查的人还可以根据需要把这些情况打印下来，并且可以随时查询找过的号码以及其有关情况。

计算机中心把进行调查的官员在何时查询了何号码记录在案，以后可以知道何人对何电话和哪些人进行了调查。关于上述丑闻的文件中说，安卡拉昌卡亚区前区长家里的电话、手机电话以及与其同姓的家族的电话、区政府的电话连续四个月被窃听，窃听的电话记录有好几个文件夹。安卡拉警察局情报处还对《自由报》一作家的电话进行了多次研究。一个代号为“ELIF”的情报官员1998年8月2日首次对这位作家进行了调查。他向计算机中心9次询问了有关这位作家的情况。情报官员进入中心系统大约100次，对某党主席的私人电话、其亲属的电话以及他的公司在安卡拉总部和伊斯坦布尔代表处的电话、传真都进行了窃听。安卡拉警察局情报处还对土耳其一家著名电视台的负责人、《激进报》作家进行了窃听。顺便指出的是，在上述丑闻披露之前，警方在伊斯坦布尔破获了一个专门窃听实业家、官僚、艺术家、足球运动员和高级领导人电话的团伙。

上述电话窃听事件在安卡拉乃至整个土耳其引起轰动。政界和法律界人士说，土耳其现在还没有对窃听电话者进行处罚的任何法律条款，宪法中关于通讯自由原则也不过是停留在纸上。因此，应就电话窃听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款。他们指出，调查机关违法获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审判的依据。但是，对私人获得的证据却没有这样的限制。某些窃听人员和组织可能旨在利用法律的这一空白。他们认为，为了土耳其的最高利益必须对一些电话进行监听。制定有关法律可以保证安全部门更好地和没有风险地开展工作，可以防止滥用权力进行窃听。立法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也是为了保护宪法赋予的个人隐私权。另外，在采取调查行动期间，应当对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生活情况进行保密。